早在先秦就有相宅活动。一方面是相活人居所，一方面是相死人墓地。《尚书-召诏序》云：“成王在丰，欲宅邑，使召公先相宅”这是相阳宅。《孝经-丧亲》“卜其宅兆而厝也”这是相阴宅。这就是用占卜的方式择定地点。先秦的贤君盘庚、公刘、周公在相地实践中都作过贡献。风水师很推崇秦惠王的异母兄弟愕里子，传说他曾经预测自己的墓地两侧将会有天王宫殿，并已应验了。先秦相宅没有什么禁忌，还发展成一种术数，也没有那么多迷信色彩。汉代是一个充斥禁忌的时代，有时日、方位、太岁、东西益宅、刑徒上坟等各种禁忌，墓上装饰有避邪用的百八、石兽、镇墓文。湖北省江陵凤凰山墓出土的镇墓文献“江陵丞敢告地下丞”、“死人归阴，生人归阳”之语。还出现了《移徙法》、《图宅术机》、《堪舆金匾》、《论宫地形》等有关风水的书籍。有个叫青乌子的撰有《葬经》，后世风水师奉他为宗祖。

魏晋产生了管辂、郭璞这样的宗师。管辂是三国时平原术上，占墓有验而闻名天下。《管氏地理指蒙》就是托名于管辂而作。郭璞的事迹更加神奇，在《葬书》注评中有详细介绍。南朝宋明帝是个最讲忌讳的皇帝。宫内摊床、修墙必先祭神祈祷。他听说萧道成的祖墓有五色云气，就暗中派人在坟四角钉上铁钉，可是萧道成最后还是当了皇帝。

南齐时，衡阳地方有一怪俗，山民生病，就说是先人为祸，必须挖祖坟、洗尸骨，洗骨 除崇。隋朝宰相杨恭仁移祖坟时，请了五六批风水师前往相地。其中有个叫舒绰的猜中了地下之物，受到重赏。当时相地最有名的是萧吉，他曾给皇后择吉地，当文帝不听他的建议时，他预测到隋朝运数不长。他撰者《相地要录》等书。

唐朝时，一般有文化的人都懂得风水出现了张说、浮屠泓、司马头陀、杨筠松、丘延翰、曾文遄等一大批名师，其中以杨筠松最负盛名。他把宫廷的风水书籍挟出，到江西一带传播，弟子盈门。如曾文辿、刘江东（刘七碗）、黄妙应、厉伯绍、叶七、刘淼等堪舆名流均是杨救贫的真传弟子。其后，堪舆学在赣南广为传播，世代相传至今。当代杨公风水的知名学者也有很多，如曾氏一脉传承第36代弟子梁惟朝，刘氏一脉传承第37代弟子刘国胜等，均继承了杨公风水的秘法。当时，风水在西北也盛行。敦煌一带有许多风水师，当地流传一本《诸杂推五胜阴阳宅图经》书中提倡房屋向阳、居高、邻水的原则。

宋徽宗相信风水，曾听信术上之言，垫高西北地势，以便得到多子之兆。宋时老百姓普遍讲究风水。《朱子家礼》说百姓家里死了人，三月而葬，先把地形选好，再择日开茔。宋代的风水大师特别多，赖文俊、陈抟、吴景鸾、傅伯通、徐仁旺、邹宽、张鬼灵、蔡元定、厉伯韶等都很有名。传闻明代刘基最精于风水。有一本《堪舆漫兴》就是托名于他。

纵观历史先秦是风水学说的孕育时期，宋代是盛行时期，明清是泛滥时期。本世纪以来风水学在旧中国是大有市场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影响，人们对《周易》认识不清，常把《周易》和封建迷信、卜筮算卦等同起来，甚至视为禁区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。80年代后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，《周易》研究逐渐兴起。1984年全国第一次周易学术讨论会的召开，促进了周易研究的发展。之后，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《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《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》，为周易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1990年8月，中国第一个周易研究会——安阳周易研究会成立，标志中国周易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。《周易》研究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，并影响和震撼了世界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科技的进步，周易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同，学习周易更是不乏其人，从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到80后90后，甚至国外的一些中国文化爱好者，均对周易产生了深厚的兴趣。据2012年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发起和编撰的《中国传统文化名家大典﹒易学卷》收录，当代知名周易学者、爱好者就有二百二十七位，也系统地展示了当代易学研究成果，介绍了中国当代易学研究的代表人物，象邵伟华，唐明邦，廖墨香，李书有，张志春，曾仕强等老一辈学者，同时也收录了象梁惟朝，裴翁，谢金龙，毛杰，周汉辉、侯典民等一大批青年学者，是当代易学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人物辞书，更是周易研究的时代鉴证。